肯尼斯 • 克拉克在他的回忆录中抱怨哈罗德 • 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忍不住要洗掉”他对一次晚宴的描述，并警告说“使用‘原始文件’的历史学家必须要有一个内置测谎仪”。 这对已出版的材料来说也是如此。克拉克自己的两卷回忆录特别有趣，对传记作者来说，既是朋友又是敌人。说是朋友，因为它们涵盖了克拉克大部分的生活，并以一种比任何传记作家都要精彩的写作方式讲述了他的故事；说是敌人，因为这些故事大多是克拉克凭记忆写的，并不总是很可靠——有时甚至接近于神话。每个事件都需要与其他来源进行核对；回忆录里的年表不是很精确，克拉克偶尔会把自己放进他明显不在场的事件中。他不是故意这么做，主要是因为时间过去太久了。回忆录讲述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虽然我只重述了其中很少一部分，因为它们通常是关于其他人的。因为克拉克的声音总是很有说服力，所以我尽可能引用他的原话；当他对某一事件写了另一种通常是更早的叙述，我就把它用作一个全新的视角。一个例子是他在生命末期写的包含艺术史式自传片段的手稿《美学者的进步》，这些手稿现存于他的出版商约翰 • 默里（John Murray）的伦敦档案馆。
克拉克 确实很有历史意识；他保留了所有给父母的信件，而且很少扔掉任何东西，甚至偶尔会在自己的档案文件上做注释。英国泰特美术馆里的克拉克档案馆规模庞大，里面有成千上万的信件和文件，都是珍贵的传记资料。然而，克拉克对想成为传记作家的人提出了第二个警告：“要意识到，历史学家依靠信件和类似的文件还原一个人的方法其实是有局限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人是否能把自己放进这些信件里面去。” 克拉克对收信和写信的厌恶众所周知，只要一有机会，他就把信口述给助手。他忙得没时间让他的信具有艺术性，但即使是最简短的一句话也会包含一个引人注目的短语，克拉克从不可能写出枯燥的句子。这本书里引用的大部分信件都是克拉克各个助手保留下来供参考的副本。我将克拉克通常使用的“&”符号改为了‘and（和）’以使内容流畅。贝伦森和克拉克之间书信的引文摘自于罗伯特 • 卡明（Robert Cumming）编辑的耶鲁版本。
关于肯尼斯 • 克拉克生命的后半段，我们有他写给珍妮特 • 斯通（Janet Stone）的一系列惊人的信件，这些信件构成了一个生动的自画像，并提供了迄今为止无法获得的深度和细微差别。在这些信件中，他真实的无所拘束的性格得以展现——它们是一个安全阀，就像日记之于佩皮斯或战时日志之于阿兰布鲁克勋爵一样。人们很容易拿这些信件与克拉克儿子艾伦的日记作比较，然而他们的动机——除了对写作的热爱之外——是不同的。这些写给珍妮特 • 斯通的信件被保存在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被禁止查阅30年（原因见第396页）。幸运的是，上世纪80年代，当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的弗拉姆 • 丁肖博士（Fram Dinshaw）被任命为肯尼斯 • 克拉克的原初授传记作者时，珍妮特 • 斯通允许他阅读这些信件。我引用的所有斯通的信件都来自丁肖博士所选的副本。
肯尼斯 • 克拉克的传记作者很幸运，他的两个儿子艾伦和科林都留下了关于他们父母的精彩描述。于我而言，同样幸运的是，他的女儿科莉特和儿媳简都很乐意回答我的问题，除了纠正事实错误外，他们从来没有试图改变我写的任何东西。我也很幸运认识了故事中的一些主要人物，约翰和迈凡薇 • 派珀（John and Myfanwy Piper），雷诺兹和珍妮特 • 斯通（Reynolds and Janet Stone），这让我更容易理解克拉克为什么会觉得他们如此有吸引力、他们的住处是如此带来幸福的地方。几乎所有的《文明》（Civilisation）剧组人员都还在世，且都能接受我的采访，除了迈克尔 • 吉尔（Michael Gill），我在他去世前见过他，但当时还没意识到自己在之后会关注他的故事。也许最大的惊喜是我找到了克拉克在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在ATV工作时最喜欢的电视制片人迈克尔 • 雷丁顿（Michael Redington），他健康地生活在威斯敏斯特，离我住的地方只有三条街。
关于命名的一个说明：克拉克的家人和朋友总是称他为“K”。1938年，他成为了肯尼斯 • 克拉克爵士；1969年，他被授予贵族爵位，成为了萨特伍德的克拉克勋爵——但我在书中会一直称他为“克拉克”。
围绕克拉克展开的研究将继续产生新的诠释和信息。这本书应该被视为 “对定义的注释”——对每一个主题的书写几乎都受到了篇幅的限制——同时也应该被视为是对其他学者进一步研究克拉克的生活和成就的鼓励。
詹姆斯 • 斯托顿
2016年于伦敦